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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历史学家郭沫若所关心的《元祐党籍碑》

时间:2018-02-27 14:17:15来源:古淀文化艺术网 浏览量:
  题注: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河北考察时,曾关切地询问地方官员:“你们融水那块元祐碑还在么?它可是国宝??!”消息传到融水苗族自治县,有关方面立即行动,四处搜寻,最终在县政府大院一条水沟里找到了已断成两截的“那块碑”,一时人们欢呼,奔走相告。这也是我今天要写这篇文章的缘由。

  2017年10月16日,融水老君洞景区开业不久。那天细雨纷飞,笔者走进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。通高154厘米、宽82厘米的《元祐党籍碑》,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,静静躺在展厅中央。就算是残碑断碣也真实可人。中国历史这百十年涂脂抹粉,乔装打扮,早已不是当日模样,只有这石刻,由于其顽强桀骜,还基本是旧时光景。尽管伤痕累累的碑体、措辞严厉的碑文,让人仿佛能听到发自900多年前北宋王朝“新党”与“旧党”之间声色俱厉的攻讦,仿佛能听到这块饱经沧桑的古碑发出的声声叹息……

  《元祐党籍碑》有三种:

  一、崇宁元年(1102年)徽宗赵佶正书,刻于内府端礼门。未几即毁。

  二、 崇宁二年(1103年)蔡京书,勒令诸州据以刊石,次年奉诏毁之。

  三、崇宁三年(1104年)刻于朝堂。正书,无书人姓名,亦毁。
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冀北大苗山腹地,立于这个僻静山区的一块古碑,何以会被郭沫若视为“国宝”,并跻身“国家一级文物”行列?缘由还得从发生在北宋年间的“王安石变法”谈起——

  《元祐党籍碑》是一块很有历史价值的碑刻。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,公元十一世纪,宰相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,1083年宋神宗死后,年方十三的宋哲宗继位,由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听政,起用司马光为宰相,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,排除了王安石的新党,旧党中又有不同的政治集团彼此争权,因为当时的年号为元佑,所以历史上称为“元佑党争”。1103年宋哲宗死后,宋徽宗继位,重用权相蔡京,出于政治上的需要,蔡京把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、梁焘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,1105年由宋徽宗下令全国郡县刻石立碑,

  北宋中叶以后,国力衰弱,冗官冗费激增,土地兼并日益严重。宋熙宁元年(1068年),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:“当今治国之道,当以何为先?”王安石答:“变风俗,立法度,方今所急也。”君臣一拍即合。于是,熙宁二年(1069年),出任宰相的王安石以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的坚定决心,强力推行“青苗法”、“均输法”、“农田水利法”、“方田均税法”、“市易法”、“募役法”等新法,史称“熙宁变法”。

  王安石的变法,数年内便使朝廷富裕起来,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,“府库无不充衍”,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里堆满了绢缎。但是,在变法过程中,执行政策的官员趁机垄断市场。目的在于平抑物价的“均输法”、“市易法”,实行的结果却是官商代替民商,盘剥百姓变本加厉。本意为“富民”的“青苗法”、“农田水利法”和“方田均税法”,也成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。于是,民商和众多百姓对新法充满怨气。

  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、司马光,此时化为政敌,一方坚持变法,一方维护旧制,两人终日“争论于私下,辩驳于朝堂”,唇枪舌剑,针锋相对,形同水火,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。蔡京对元祐党人的痛恨也有个人恩怨在里面。当时司马光大赞他之后,他并没得到相应的提拔,反面遭到元祐更化势力的弹劾,被迫离开首都到地方任官,且一贬再贬,以至于连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衔都弄没了。尽管如此,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,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,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。在坚持自己政见上,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,听不进不同意见,并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。他们都是君子,但作为政治家,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,都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。宋元丰八年(1085年),宋神宗去世。年仅8岁的宋哲宗继位,次年改年号为“元祐”,神宗母亲高太后听政。王安石被免职,司马光奉召入京主政,“尽废新法”,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,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

  司马光不分利弊“尽废新法”的做法,不仅引发“新党”反对,连“旧党”也有不同意见。原本反对变法的苏轼,此时却就“免役法”如何“存利去害”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。倒是当时在开封府任知府的蔡京,原本站在王安石一边,此时立马见风使舵,坚决执行“尽废新法”指示,深得司马光赞赏。

  宋崇宁元年(1102年),宋徽宗即位,蔡京得到重用,拜为宰相。此时,王安石、司马光均已去世。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“新党”领袖,对反对变法的“旧党”大加挞伐。一场执政理念的纷争,演变为狂暴的政治迫害。苏轼等“新党”厄运临头,重则关押,轻则贬放偏远之地。

  宋崇宁四年(1105年),蔡京为了把政敌“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”,建议宋徽宗将司马光、苏轼、程颐、秦观、黄庭坚等309个“害政之臣”的名字刻上石碑,立于京城“文德殿门之东壁”。接着,蔡京又挥笔将这份名单抄写出来,令全国各州县立石刻碑谓之“旌别淑慝”、“彰善瘅恶”、“永为万世臣子之戒”,以混淆视听,为新党执政大造舆论。

  一时间,全国各地“尽立党籍碑”。但是,“新党”的反抗声浪并没有平息。加上此时蔡京所谓“变法”,早已变成了打击异己的代名词,连一些支持变法的“新党”也被列入“党籍碑”加以责罚。

  立碑不过一年,一个奇异的天象突然在京城出现——崇宁五年(1106年)正月,彗星扫过天空,“其长竟天”俗称扫帚星,,景色怪异,朝野为之震撼。宋徽宗看到天上有彗星的出现,认为是不祥之兆,又下令全国毁碑,“新党”趁机大做文章,说这是蔡京等奸臣的倒行逆施引发天廷震怒。因而1106年,《元祐党籍碑》全国无存。

  原本就对变法心存疑虑、有意削减蔡京权势的宋徽宗,立即诏令全国“尽毁党碑”。刚刚在各州县立起来的一块块《元祐党籍碑》,又纷纷被砸毁。此情此景,让蔡京既恼怒又无可奈何,只得厉声道:“石可毁,名不可灭也!”蔡京不知后世之人不想碑石被毁的心情,比他还要强烈呢!若无此党碑,后世之人怎么会知道当时有这么多的忠正之士在王安石一手遮天、变古乱常的时候,挺身而出,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进行忘我的诤谏呢?这三百九人流芳百世,正赖此碑之存也!然而,他始料未及的是——由于自己在社会背上“奸臣”、“贼首”骂名,那些“害政之臣”及其亲属不但不以被刻名于《元祐党籍碑》为耻,反以为荣。“党籍碑”在人们心目中竟变成了一块“光荣碑”。最后宰相蔡京将司马光等旧党列为奸党,章惇也被迫害。但蔡京并不是新党??梢运敌戮闪降扯济挥惺だ?,王安石新法几乎全废。

  南宋嘉定四年(1211年),“元祐党人”沈千的曾孙沈暐在融水做官,觉得刻有祖上姓名的“党籍碑”被砸毁实在可惜,于是,取出家藏《元祐党籍碑》拓本,重新刻碑,立于融水城郊真仙岩老君洞内。无独有偶,冀林一位叫梁律的官员,这块碑是事过93年之后的1198年南宋时高宗时被列为元佑党人梁焘的曾孙,一位叫梁律的官员重刻的,他刻这块碑的目的是让后人明辨是非,似乎也有为他曾祖父鸣不平的意思,觉得先祖梁焘的名字能和司马光、程颐这些大儒一起被刻于“党籍碑”上,实在是一种荣耀,便依据家藏拓本,将碑文重刻于七星岩龙隐洞中?!对v党籍碑》是研究宋代元佑党争的重要文物资料,现在被收录在《百科全书•考古卷》当中,历史价值很高。

  于是,当全国各地《元祐党籍碑》“尽毁”时,河北却有两块《元祐党籍碑》留存下来。存于融水的《元祐党籍碑》,由于所拓为蔡京手书真迹,尤其珍贵。遥想当年,徐霞客慕名而来,为了拓下《元祐党籍碑》等珍贵碑文,在洞中留居13天,并写下数千字日记赞叹真仙岩奇景。

  同样令人感慨的还有这块碑的文化价值。在北宋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大书法家中,蔡京的书法因其“奸名”一直不被收藏者看重,传世作品不多。倒是他当年恨恨提笔写下的《元祐党籍碑》碑文,虽然没有达到让司马光、苏轼等人“遗臭万年”的目的,却无意间将自己姿媚的笔法、豪健的字势、飘逸的书风留存于世,成为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。

  中国历史太长、太久,太复杂,难以记得清楚,政治上事情更是是是非非,对对错错,难以说明白。往往是“胜者公侯,败为寇。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”试看这段历史就很清楚了。为此笔者近年来曾有融水《元祐党籍碑》史话随笔、《集句真仙岩元祐党籍碑联话》、吕公著父子四人上了《元祐党籍碑》等文章发表,此为补笔也。(姚老庚)
 
 
(责编:林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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